陕西话讲述张浩文《绝情书》2

《创作评谭》2016年第3期

李震

    灾难，是人类的不幸，却是文学表现力的**机缘。中国当代文学、影视中已有不少成功的灾难叙事，如有关唐山大地震、1942年河南大旱灾的一些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从多种角度来分析，张浩文书写民国18年陕西关中大旱灾的长篇小说《绝秦书》，无疑是当代文学中灾难叙事的**之作。一般意义上的灾难叙事，大多是在呈现灾难本身触目惊心的基础上，去揭示人情人性在灾难发生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或者最多是在描写天灾的同时，去挖掘人祸的社会根源。而张浩文的《绝秦书》，则是将民国18年的大旱灾置于关中农村社会历史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上来叙述，并从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层面上同时抵达了叙事的深度和高度，而且从主体立场、叙事策略、艺术精神等方面，融汇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小说的三大主流传统，成为继《白鹿原》之后又一部全面描写关中农村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雄奇史诗

  一 、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叙事层面的整体融合

    灾难与战争是拷问人性的两个最**的隘口。因此，中外**的灾难叙事和战争叙事都会着力于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可能性。《绝情书》对灾难中人性的体验可以说抵达了**。小说将传说中饥荒年代出现的卖儿鬻女、人吃人的现象，演绎到了杀父烹食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将人性中固有的丑恶推到了**。与此同时，小说中引娃为了救助心爱的人，以30块大洋出售了自己的生命；周克文为了向龙王祈雨，宁愿拿自己的爱孙做祭品，为了赈济饥民拿出了自己的**家产并且献出了两个儿子的性命，又将人性中固有的善推向了**。无论是至善还是至恶，都抵达了对人性**可能性的极限体验。而作为小说，《绝秦书》对人性极限体验的叙述，既符合叙事逻辑，又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杀父烹食者单眼走向极恶，是从周立功乡村改造赶走了他的媳妇开始的。用换亲方式得来的漂亮媳妇的觉醒与出走，无疑把穷困丑陋的单眼推向了人生绝境，他由此开始了一系列作恶行为，他随时都想杀人，不惜以捉奸的方式报复周立功。大饥荒开始后，他先是从尸体上割肉吃，再发展到杀死活人吃；而至于杀父烹食，则是在其父逼其交出私藏的粮食，他又因此误伤了其父的情况下发生的。整个叙述逻辑严密、步步深入。而引娃以30块大洋出售自己生命的行为，也是在她长期备受虐待，以对周立功的爱支撑自己的**生命，但她的爱长期被忽略，甚至受到漠视的情况下发生的，她既不能割舍至爱，又对生存感到绝望。她两次主动奉献自己的身体，一次是出于对自己生存的**一点希望，另一次是出于**的绝望，且在绝望中仍然不放弃感恩。引娃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在表现关中人文化个性、女性境遇、女性心理等方面所呈现的丰富与细腻，应该比《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更具代表性。她美而不艳、媚而不妖、心灵手巧，却又勤劳朴实、聪慧灵动且充满野性。正是这样一个天生丽质又备受苦难的女性，将人性演绎到了至善至美的**。周克文的至善更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才**抵达的。他在大饥荒的初期一直明哲保身，甚至不去救助自己的亲弟弟，以至于弟弟、弟媳双双饿死在他的隔壁，特别是在西方教会组织实施放赈的情况下，他依然在对是否放赈犹豫不决。然而儒家的仁爱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对传统礼教主流地位遭受威胁的强烈忧虑感，又在不停地撞击他的灵魂，直到经过复杂而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才决定开仓放赈。

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根本不同在于：历史叙事只是陈述历史事实和结果，而文学叙事则重在叙述某个历史事实发生过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变化。《绝秦书》对至善至恶的叙述，在抵达人性体验**的同时，也抵达了文学书写的**。

    《绝秦书》是将大旱灾放在了关中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化中叙述的。小说对关中社会历史的描写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政治社会，二是乡村民间组织。

    民国18年前后的中国政治社会是由军阀争霸、军政合一、社会革命勃兴、全球经济危机构成的，陕西关中社会可谓集中地浓缩了当时中国政治的这种复杂状况。从“二虎守长安”到冯玉祥入主陕西，再到冯蒋大战，都与民国18年的大旱灾以及这个叫作周家寨的村庄休戚相关，构成了与天灾并置的人祸因素。

    民国18年的乡村民间组织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状态，国民政府并没有建立严格的乡村统治形式，政府与乡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纳税、纳粮、抓丁上。乡村社会处于一种自治状态，乡村自发的权力结构是在族长、土匪与军阀三足鼎立的统治下形成的。对周家寨来说，权力来自作为族长的周克文、作为土匪的刘寿娃以及作为军阀的冯玉祥的军政府。而周家寨的百姓则是这三种势力共同的统治与盘剥对象。《绝秦书》非常巧妙地结构了这种权力关系，并演绎了这种权力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刘寿娃曾经是周克文家的长工，后又成为抢劫周家的土匪，**在与军阀的激战中，他又成为周家的救星，最终为保卫周家而死。军政合一的官府与族长周克文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周克文作为族长和乡绅，成为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纽带，在饥荒发生时既代表百姓为民请命，又代表官府暗中平息民变。周克文的长子周立德在土匪逼迫下离家从军，最终成为族长周克文与军政府的一条纽带，从而加强了族长周克文对百姓和土匪的统治力和威慑力。而在以刘寿娃为代表的土匪和军政府之间，也是一个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层层的复杂关系，像一条条的绳索捆绑在百姓的身上，成为构成大饥荒的人祸因素。

    《绝秦书》在这一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结构中，不仅真实地揭示了民国18年陕西大饥荒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而且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提出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紧迫性，以及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中国在由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从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经济结构本身的阻力，更面临国民素质、社会伦理、思维习惯乃至文化价值观上的重重障碍。小说**以周立德的北上，预示了作者将中国完成社会转型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希望寄托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作为一种灾难叙事，《绝秦书》真正超越其他同类作品的，是作者的文化视角和对文化冲突的深刻展示。

    《绝秦书》描写的周家寨在关中西府一带。这里既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又是作为儒家思想根基的礼乐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农业的两个祖先都出自此地：一个是被称为神农氏的炎帝，一个是《诗经》中记述的“教民稼穑”的后稷。而周王朝由周公所创之礼乐制度，不仅早于儒道和古希腊哲学五百多年，而且周公是孔孟荀等儒家创始人直接尊崇的先圣，礼乐文明是儒家思想和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根脉。因此，《绝秦书》描写的关中西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作者着力刻画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周克文，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而绝非生造的概念化人物。这样的人物出现在陕西关中西府，比出现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他是农耕文明和礼乐文明两条传统的融合体，是最完整、也最**的中国传统的化身。

    《绝秦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叙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通过对周克文的塑造，集中展示了以耕读传家为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主流文化；一是通过对民风民俗的描写，展示了作为中国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对周家寨人，还是对乡绅、官府、土匪，都是他们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则和价值观。

    周克文既是晚清秀才，饱读经书，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精通耕作之道，合耕读为一体。他以一个乡村族长的身份，全面而执着地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与《白鹿原》中的族长白嘉轩相比，周克文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复杂，他可以说是《白鹿原》中白嘉轩与朱先生的合体。

    小说是以关中的民间社火开篇的，中间大量穿插对民俗的描写，这使小说充满着浓烈而独特的民间文化气息。由于关中西府一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民间习俗中沉淀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作者对民俗的描写，与对以周克文代表的主流文化的描写相互呼应，浑然一体，具体而生动，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化根基、知识学养和文学功力，应该是整个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

    作品对西方文化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条线索：一是周立功的思想和行为；二是大饥荒中教会组织的赈灾行动。周立功从北京读完大学后立志回乡践行乡村改造，继而又兴办工厂，可以说从思想到行为全面代表着西方文化。然而在与其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势力的斗争中，乡村改造和兴办工厂先后失败，充分表现出西方文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稚嫩和脆弱。小说对基督教组织的传教行为有多处触及，集中的描写是在教会组织赈济饥民的部分。作者虽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主观倾向性，但通过周克文的言行客观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基督教思想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隔膜和对立，即使教会组织赈灾，仍然被周克文认为是在拉拢饥民入教，并且是一种企图毁灭中国传统礼教的行为。同时，饥民们潮水般地去接受教会的赈济，也充分折射出中国农民对基督教的功利主义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周克文的放赈救灾，除了出于根深蒂固的仁爱和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外，还被赋予了抵制教会组织，与基督教争夺信众、维护儒家礼教的目的。因此，放赈成了一场壮烈的文化战争。

    二、理性批判、诗性浪漫、史诗品质：三种传统的全面汇流

    20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叙事传统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立足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传统；二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立足于诗性叙事的浪漫主义传统；三是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立足于社会历史变革视角的所谓“史诗“传统。《绝秦书》的叙事与《白鹿原》一样是这三种传统的合流。

    《绝秦书》的基调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对历史真实的还原是其最基本的写作意图。但同时，作者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立场，在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理性批判，这使《绝秦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鲁迅的理性批判传统。理性批判精神作为鲁迅传统的灵魂，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延续。许多作家仅仅是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人性和社会，而鲁迅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主要是对文化而言的。笔者以为，鲁迅之后真正以理性批判精神去面对文化问题的，恐怕只有寻根小说和《白鹿原》了。《绝秦书》作为一种灾难叙事，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理性批判。无论是对以周克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是对以周立功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作者的立场都是批判性的。特别是对周克文这样一个作者最熟悉的、**有感情联系的人物，作者的批判也是最深刻的。

    《绝秦书》对乡村自然、对民情风俗、对爱情、对女性及其心理的描写，处处溢出诗性的浪漫，诗化的语言俯拾即是，深得废名、沈从文式的灵性。废名、沈从文传统，主要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立场书写乡村自然、人性、社会的理想和诗意之美的。这一传统后来在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作家笔下得以延伸。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本来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但在他们笔下变得美丽而富有诗意。《绝秦书》与这一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诗意化的浪漫叙事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毫无隔膜地融为一体，作者对乡村自然的赞美，对以社火为代表的民情风俗的轻松而又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以引娃为代表的女性的礼赞，与其批判立场似乎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反而相得益彰。

尽管作者并未局限于社会历史变革的视角，但《绝秦书》毕竟书写的是一幅历史画卷，而且又力图以理性和诗性穿透那段历史，因此，《绝秦书》比以往那些既不具备理性、也很少见出诗性的所谓“史诗式”的作品更具有史诗的质地。在笔者看来，构成史诗的最基本的品质不仅仅在于叙史，而在于理性和诗性。英雄时代的史诗是由人类**的理性（对人与世界的追问）与**的诗性（无边的想象力和无维度的语言）融汇构成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平民时代，虽不能要求**的理性或者**的诗性，但构成一部具有史诗特质的作品，必须具有最基本的理性和诗性。《绝秦书》正是以现代理性精神和诗意化的叙事唱出的一部关中乡村历史风云的史诗性小说。

    由此，笔者认为，《绝秦书》汇聚了20世纪乡村小说的三条河流，是继《白鹿原》之后关中平原流淌出的又一支雄浑而磅礴的文学巨流。

三、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绝秦书》无疑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成为一部**重要的作品，但笔者依然无法回避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小说被命名为《绝秦书》是不合适的。其一，《绝秦书》古已有之，而且还入选《古文观止》，但那是晋国给秦国下的绝交书，而非灭绝之意，与小说《绝秦书》毫不相干。其二，且不说一场大饥荒是不是能绝得了秦，重要的是这个名称远远不能囊括小说的意义指向，反而将小说的意义局限在了一个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指向上，或者可以说限制和误导了小说的意义指向。如前所述，小说在人性深度、社会批判、文化冲突等多方面创造了丰富的意义世界，绝非一个“绝秦”可以概括得了。

    第二，周立功的形象未臻于成熟。首先，周立功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显得过于单薄和脆弱。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爆发“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程度，绝非一种单薄脆弱的势力。其次，周立功作为现代人，虽然表现出**程度的理性精神，但缺乏足够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中国的现代意识中人道主义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内涵。而周立功除了大年初一到山上的土窑洞去看望引娃这一出戏外，更多地表现得冷漠残酷、缺乏热情，特别是对引娃的爱的态度，**不像一个现代人所为。再次，对周立功的结局处置得简单草率，且缺乏象征意味。作者似乎只意识到了周立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而没有意识到周立功也是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代表者，其**的结局应该寄托作者对现代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走向的思考，而不是让其草草赴死。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启蒙与革命是两条并行的道路。启蒙的力量并不脆弱，而且还远没有终止。

    第三，作者作为现代作家，其文化立场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小说中，作者虽然对周家寨延续的传统礼教给予了批判，但也可以看出作者从情感角度对这种文明难以割舍的热爱和认同。而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些叙述，却表现出与小说中人物周克文立场的混同，或者说作者的主体立场与其叙述对象的文化立场还没有充分剥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理性批判构成了干扰和弱化。

    《绝秦书》如果有修订的机会，笔者建议作者重新思考上述问题。笔者相信，处理好这些问题，将会使这部小说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必将以更加**的姿态置身于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之列。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